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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自觉自信 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 --- 思政部张亲霞教授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07日   查看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坚持“两个巩固”,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就要加强文化的自觉自信,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

   一、    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加紧了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

 

当今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把日益强大的中国看作其霸权地位和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主要威胁,加大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试图分化、西化中国。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化、拔高为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向往,即所谓的“普世价值”,企图让中国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以其标准为标准,以期削弱、瓦解或演变这个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最大活力和希望的国家。

西方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国当代社会文化进行渗透。典型的如利用“研究中心”、基金组织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合作,召开各种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示西方的思想文化。目前,西方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如美国的胡佛中心、政治现代化协会、和平研究所、东西方研究中心、保护人权协会等。胡佛中心全称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以前苏联、现在的独联体研究为主,研究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还有一些世界著名的政府智库型的组织,如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是美国政府资助型思想库,最早是美国空军附属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相关调查研究对美国的对外决策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西方国家还通过基金组织资助优秀青年等精英群体的研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领域包括:和平、民主、经济、教育以及人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等相关研究及活动。福特基金会资助条件以其潜在的领导能力,社会责任心以及服务于其所在社区或地区的意愿为基础,表面看似客观,但实质上仍然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曾资助过“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中国非政府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国际研讨会(2006年)等国际学术会议。又如哈佛—燕京学社,它是一个致力于发展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机构,在中国大陆的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刑事诉讼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的实验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现代化与中国妇女地位变迁研究”、上海社科院的“中国离婚研究”(19502000年)等,这些研究项目多数属于边缘课题或敏感课题,可见其鲜明的目的性。

西方国家还通过学者互访和讲学,交换留学生、互派访问学者、基金学者等,增加意识形态的渗透。典型的如福布莱特项目。福布莱特项目诞生于1946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富布赖特法案》,其中心内容是“可将在国外出售战时剩余物资所得到的非美元货币用于教育目的”,并允许“奖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身上、重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同意美国教育基金会提出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的建议,同时指出,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1]]。很明显福布莱特项目从宗旨上说意识形态性十分明显。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开展“和平志愿者项目”等对外援助活动,宣传自身的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美国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志愿工作,向一些国家赠送图书、杂志、画册、录像带或幻灯片等。这些志愿活动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带有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实际上通过这类文化援助,美国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也随之得到了传播。

美国等国家还通过一些特殊问题直接进行政治干涉,使意识形态问题直接政治化。在所谓的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遏制、阻挠,甚至是颠覆。尤其是西藏问题198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后参众两院正式讨论并分别通过,里根签署。随后,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也纷纷追随,通过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

通过电台广播等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是西方国家的惯用手法。在苏东解体的过程中舆论宣传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方面,这一传统手法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等经常针对中国大宗教、民主、人权等问题展开渗透和颠覆宣传活动。

 二、汲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充分认识西方意识渗透的危害

 

列宁曾把社会主义形象地比喻为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世界社会主义在探索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为我们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敲醒了警钟。

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自身价值观,迎合西方社会的需求,最终走上了和西方同质的道路。以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倡导的价值观为例。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倡“新思维”,这种“新思维”主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是这一新思维的四根支柱。这种新思维把“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其衍生出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目标模式。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倡导的阶级性直接对立,它的突出特征是抽象性,把全人类的价值放在第一位,貌似崇高,实质上因为缺乏现实性是一种空洞的价值观。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新思维把民主看作是可以不受纪律、集中、法制和专政制约而孤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绝对的东西,并且把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绝对化,不仅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用它来指导改革实践,必定亡党亡国。

正是在片面实施超阶级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和舆论气氛的背景之下,苏联释放政治犯,解除禁书,让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丛生陡长,非正式组织从地下到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集会和游行被看作是“社会政治民主化、多元化的正常现象”,而禁止这种集会游行的命令措施反而被当作是“同民主化相对立的行为”受到抵制。

而且,正是在片面实施超阶级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和舆论气氛之下,苏共的领袖们的历史形象被嘲弄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放手推行议会竞选,还指示各级党组织“不要干预”,结果使以激进改革面目出现、而极力诽谤诬陷正直共产党员的反对派分子纷纷当选为人民代表,使大批的地方苏维埃直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很大一部分代表职位落到反对派手里,拱手将国家权力出让给反对派。

苏东解体过程中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自身的价值观趋同西方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步步紧逼,加大价值观的渗透。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不知不觉中向资本主义世界转变。

苏东解体过程中美国在西欧设立两个专门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这些电台的宗旨在于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联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

整体来看,苏联东欧解体过程中苏联东欧国家主动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迎合西方的价值观,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加大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和侵入,苏东解体的深刻教训使我们在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不得不反思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文化自觉自信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当代坚持“两个巩固”,尤其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是只有模仿,当我们还只是学习模仿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的时候,我们还处于走向世界的低级阶段,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自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自身的文化,有了文化的自觉,我们首先知道了自己是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本质的信念和信心。我们自信,五千年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我们自信我们有兼收并蓄的胸襟气度,包容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

大数据时代,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新生与腐朽、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现实与虚拟等矛盾现象交织、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文化的自觉自信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进攻面前是非不分,丧失立场。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这种隐蔽性使得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丧失了警惕性。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他们使用的概念往往打着自由、民主、公平、公正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很具有迷惑性。从内容上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往往又是披着客观、科学的外衣,使人很容易在这些渗透中迷失自己。当前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丑化和诋毁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糟蹋和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目的无非在于让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进而成为西方价值的信仰者和跟随者,任其评说和摆布。

当代文化自觉自信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自觉自信。二是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国家团结统一、爱好和平、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中国民族屹立世界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方面既有对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理性上的认知和认同,有情感上的共鸣,也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观、政治体系的自觉自信。只有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我们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文化的自觉自信首先是对自身文化的系统的认知。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扫荡使得当代大学生在对自身文化的系统认知方面存在着天然的欠缺。树立文化的自觉自信,在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在高校建立中华文化系统的课程体系,从课程体系入手,站在文化自觉自信的高度去认识这一做法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自觉自信同时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的理性的审视。对待我们自身不同类型的文化,不自大、不自夸,但是也绝不自轻、自贱。在世界舞台上我们能随时包容借鉴外来文化,同时又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华。

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睿智地讲到: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从实践层面,文化自觉自信最终要落实到担当和责任,要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倾向敢于说不,敢于亮剑。总之,只有从思想观念和行为上真正的实现文化的自觉自信,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 [美]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M].钱存学,译.编译参考.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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